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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力推进新时代语言文字事业高质量发展******

　　作者：田学军（教育部原副部长、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原主任）

　　党的二十大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是一次高举旗帜、凝聚力量、团结奋进的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深刻阐释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描绘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为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语言文字战线的首要政治任务，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功夫”的重要要求，奋力推进新时代新征程语言文字事业高质量发展。

　　深刻认识新时代十年语言文字事业的历史性成就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语言文字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传承弘扬中华优秀语言文化等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语言文字事业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引和行动指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不断提高各族群众科学文化素质。”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甲骨文发现和研究120周年，要求“深入研究甲骨文的历史思想和文化价值，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党的二十大胜利闭幕后，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安阳考察时强调：“中国的汉文字非常了不起，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汉文字的维系。”2020年，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的召开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的印发，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的高度重视。

　　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十年语言文字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一是实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普及、语言交际障碍基本消除的历史性目标。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超过80%、识字人口使用规范汉字比例超过95%，十年累计开展普通话水平测试6200余万人次，有力促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社会发展进步，助力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和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二是深入传承弘扬中华优秀语言文化，实施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中华经典诵读工程等，推动甲骨文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开展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中国诗词大会等系列语言文化品牌活动，引领语言文化传承弘扬和创新发展，文化自信更加坚定，民族凝聚力显著增强。三是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发布31项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建设汉字全息资源应用系统、国家语言资源服务平台等资源平台，有效满足人民群众语言服务需求。四是语言文化交流合作持续深化，举办世界语言大会并发布《苏州共识》，召开世界语言资源保护大会并发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永久性文件《岳麓宣言》，加强双边多边语言文化交流合作。五是国际中文教育创新发展，建设全球中文学习平台，开设网络中文课堂，加快国际中文教育数字化发展。六是加快推进语言文字工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健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语委统筹、部门支持、社会参与”的管理体制，形成日益完善的语言文字法律制度体系，构建以课题研究、机构建设、人才培养为重点的语言文字科研体系，语言文字工作队伍不断壮大，大语言文字工作格局不断健全。

　　回顾新时代十年语言文字工作走过的历程，我们深切体会到，我国语言文字事业之所以能取得历史性成就，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定不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深入把握党的二十大对语言文字事业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

　　语言文字是国家重要的文化资源、经济资源、安全资源和战略资源。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立足世界发展大势、国家发展全局，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深刻认识语言文字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不断增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能力。

　　服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力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中华民族共同性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更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基因。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必然要求，有利于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新时代新征程，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定不移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服务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语言文字事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要求我们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语言文字需求作为事业发展的根本动力。要积极开发利用语言文字的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将语言文字工作与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相结合，帮助农民提升语言交际、语言传播、语言服务等方面的能力，充分发挥语言文字在助力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语言文字事业大有可为。

　　服务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不断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同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传承中华文明，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语言文字战线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充分发挥语言文字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加大语言文化建设力度，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产出一大批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可以传之久远的语言文化成果，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作出应有贡献。

　　服务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要充分发挥语言文字的文化载体和基础要素功能，深入挖掘其中蕴含的丰厚历史积淀和精神价值，丰富人民精神生活。加强语言文字国际交流合作，加强全球视角下的中文建设，打造全人类共享的语言文字公共产品。深入借鉴吸收优秀语言文化成果，推动中华优秀语言文化更好走向世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语言文字支撑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语言文字事业始终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同向而行，始终坚持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良好的语言文字条件。新时代语言文字事业要全面融入中国式现代化伟大事业，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语言文字支撑。

　　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力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按照“聚焦重点、全面普及、巩固提高”的新时代推普工作方针，实施推普攻坚行动，重点解决学前儿童、教师、青壮年劳动力、基层干部等重点人群的短板弱项问题。实施推普助力乡村振兴计划，提出推普在助力乡村教育发展和文化、产业、人才、组织振兴等方面的任务要求。在普通话普及率已达到85%的省份和基础较好的城市地区，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高质量普及行动，以更全面更充分普及为目标，统筹部署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社会领域用语用字规范化、语言文字科技赋能、语言文字服务能力等提升任务。

　　聚焦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增强语言文字事业支撑保障能力。围绕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目标，提供有力保障支撑。要加强国家语言政策、战略、规划的前瞻性研究，开展粤港澳大湾区、雄安新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等区域语言规划研究。支持港澳地区开展普通话教育，巩固拓展普通话水平测试及培训合作，提升港澳地区普通话普及应用水平。加强语言文字类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开展有组织科研，培养事业发展急需的各类人才。

　　传承弘扬中华优秀语言文化，助力坚定文化自信和中华文明传承发展。持续推进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中华经典诵读工程、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等重大语言文化工程建设，促进中华优秀语言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语言文化需求，推动优秀语言文化融入国民教育、道德建设、文化创造和生产生活，着力提升全体人民的中华语言文化素养。针对不同群体开展分类阅读专项活动，服务建设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要拓展深化内地与港澳、大陆与台湾语言文化交流。

　　加强语言文字基础能力建设，提升国家语言文字服务能力。落实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促进语言文字信息处理及智能化技术发展，建设高质量语言文字数字资源和信息化服务平台，更好满足社会的语言文字应用需求。加强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建设，完善多层级语言文字规范标准体系。统筹推进行业领域的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建设。做好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的发布实施、推广宣传、咨询服务等工作。丰富举措，提升全社会语言文字规范化水平。主动服务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的语言需求，构建交流顺畅、开放包容、规范文明的国际交往语言环境。

　　强化国际语言文化交流，助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拓展双边和多边语言文化交流合作，加强与有关国家、国际组织语言文字工作机构的交流合作。打造更加开放包容、更加优质可及的国际中文教育新格局，推广国际中文教育标准和汉语水平考试，创新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建设。积极推动在国际活动和对外交流交往中使用中文，逐步扩大中文在国际组织的应用。创新中国理念和概念、术语的中文国际表达。打造语言文化交流品牌，推动中华优秀语言文化走向世界。

　　健全语言文字工作体制机制，提升语言文字工作治理效能。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穿语言文字工作全过程。推动语言文字工作全面融入法治中国建设，夯实语言文字工作法治基础。融入公共安全、社会治理大局，构建和谐语言生活。加强社会语言文字使用监管治理，加强社会用语用字综合治理，加强语言文明教育，强化各类新媒体语言文字使用的监管与引导，坚决遏阻庸俗暴戾网络语言传播，建设健康文明的网络语言环境。

辑录汇编：文话理论品格的一种生成路径******

　　作者：侯体健（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教授）

　　辑录汇编是一种述而不作的著述方式，在我国传统典籍的成书过程中颇为常见。“作不如述，虽圣人犹择所从事，可以下学而昧诸？”（童槐《睿吾楼文话叙》）这样一种重视辑述的著书观念在古代中国可谓根深蒂固。就历代文话的体例形态而言，辑录汇编式文话也是重要的类型之一。在文话诞生之初的宋代，辑录汇编式文话即已呈现出多样的种类，杂抄型与类编型两大类相继出现，杨囦道《云庄四六余话》、张镃《仕学规范·作文》、王正德《余师录》均属杂抄之作，而晚宋王应麟《辞学指南》则是类编之作，往往能够抓住词科作文之关键，并以之为纲目，将搜集的观点与言论按类编排，颇见纲举目张的效果。这种带有较强类编色彩的文话，在后世不断发展，编者常能将自己的文学观念融入其中，表现出独特的文论主张，于明代逐渐成熟，出现了朱荃宰《文通》和高琦《文章一贯》等体例纯熟的辑录汇编之作。至清代更是嬗变衍生出融冶他书而能自铸新意的汇编集成性文话，如王之绩《铁立文起》、刘青芝《续锦机》、孙梅《四六丛话》、叶元垲《睿吾楼文话》等等，均属此类。至于民国王葆心所著《古文辞通义》规模宏阔、搜讨博赡，实乃辑录汇编式文话的重要代表。该书虽立足于辑录，但“广加荟萃，出以清豁”（《古文辞通义例目》），“购众材加以规矩绳墨，而后以覃思研精出之”（王葆心《复饶竹生学部书》），尤能“以旧说证己意，以己意衷旧说”（《古文辞通义例目》），堪称我国古代文章学著作中的杰构，获得了王先谦、林纾、马其昶、陈衍、姚永朴等著名学者的交口称赞。

　　然自近代学术开启以来，辑录之作常因缺乏原创性而为人所轻视，被认为多有蹈袭稗贩、陈陈相因之弊。即使是《古文辞通义》这样规矩粲然的鸿篇巨制，也不免为人误解。黄侃在读到王葆心之作后，竟以书掷地，批评说“何物《古文辞通义》，抄书匠而已”（《纗华隽永录》）。黄氏不以为然的态度，显示出对该书的轻蔑，尤其是对抄掇辑录这一著述方式的鄙夷。这或可算辑录汇编之作的“原罪”，无须多辩。但纵观历代文话辑录之作所呈现出的丰富样态和潜藏的学术理路，无疑构建了自足自洽的知识秩序，在剪辑编排之中，思想自然渗透其里，其意义和价值不可轻率否定。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辑录汇编是我国传统文学批评理论品格的独特生成路径之一，彰显了一种本土文化性格。这里且以我们新近编纂的《稀见清人文话二十种》（王水照、侯体健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所收辑录汇编式文话略作申说。

　　《稀见清人文话二十种》收录六部清人辑录汇编式文话，虽同是辑录，但它们各有学术追求，并非简单的抄撮资料而已。其中姚椿《论文别录》所辑最杂，它将自魏晋讫于明清的文话、目录、史书、评点、凡例、序说等各类批评形式并置一处，展现出各家多样的批评方法和观念，作者的编撰旨趣显然是开放的，能够兼容各派主张。丁晏《文彀》多采单篇文章，尤其集中于论文书牍，而以唐宋诸家为最，此乃基于他“阐明圣言，维持名教”（《文彀》自序）的认识，以服务于“文以载道”的理念，立场非常鲜明。范濂《四六谈荟》摭拾宋元明清诗话、笔记、文话、别集、方志等涉及四六名言警句、写作理论及逸闻轶事的相关内容，最喜摘录宋人骈文观点，反映出宋四六理论对清代骈文及骈文理论发展的影响。许钟岳《古文义法钞》以辑录明清古文家之论述为主，其持论明显受到桐城派影响，但常于各家论述之后下按语，阐述自己看法，又多有超越桐城之处，是一部辑中有作的文话。《十家论文》杂取潘昂霄、黄宗羲等十人综论古文风格、文章史和古文要法的言论而成，尤重桐城一脉，编者可能即是晚清桐城后学。最值得关注的，则是吴荫培的《文略》。

　　《文略》始撰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初名《文征》五卷，以备用于家塾，后增改为《文略》五卷首三卷。时清廷已废科举，故所撰并不为举业服务，而是用作学堂教育的教材。因有感于日本小林氏对中国文学之推崇，更负“镕铸古今，勉求国粹”（《文略》自序）之责任，故而全书展现出作者在欧风美雨的时代思潮中对汉民族文学的独特思考。该书出入经史，杂取百家，分门别类，“爰以原学、养蒙、立志、力行、识字、读书各条冠之编首，复取姚姬传氏之所谓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而先之以典章、意义”（《文略》自序），颇有特色。正文五卷以桐城派格律声色、神理气味为纲，尤重于格律之解说。该书虽是辑录之作，但无论类目设置，还是所辑所选，均自具只眼，独运匠心。如果放入长时段的历史图景中观察，可见《文略》已带有传统文话向近代文学教育教材转型的色彩。它一方面将临文准备、文法要义、文章风格相涵摄，一方面又将诸家论说与例文例句相糅合，可谓既有批评史眼光，又涉范畴论阐释，还兼作品选分析，集史、论、选于一体，显示出传统文章学著述在清末民初学堂教育风习下形成的新面貌。

　　这些辑录汇编式文话都是在一定的文章学观念指导下编排前人言论的，我们应将其视为特殊的文论选本，以选本批评的眼光谛审之，那么就可能透视出潜藏在剪裁去取、体例结构背后的文章学思想，以及它们与时代学术之互动关系。实际上，这样一种带有文论选本意识的辑录式文话也颇为常见。前举丁晏《文彀》是其一，民国胡鄂公的《五十家论文书牍》也算典型，该书整篇地汇纂唐韩愈而下至于清代张裕钊的五十位作家的论文书牍七十余篇，俨然选本面目，显示出辑录汇编式文话与此后历代文论选的一脉渊源。至于多部辑录汇编式文话与桐城派的关系，就更颇堪留意了。

　　桐城派是清代最大的文章流派，影响所及，无远弗届。姚椿亲承姚鼐謦欬，是晚期桐城派的重要成员，对桐城文章可谓终身服膺，但《论文别录》所辑清代文论十二家，可算作桐城派者寥寥，反倒是对桐城文法多有质疑的恽敬、袁枚诸家入选其中，此即说明姚氏论文并不为一家一派所囿，表现出桐城后学在作文取法上的多元化。《文略》作者吴荫培和《古文义法钞》作者许钟岳，都是安徽歙县人，歙县与桐城距离不远，两人想必因地缘之近多受桐城文风浸润。《文略》一书骨骼全依姚鼐的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而设，内容也以征引桐城诸家文论为多，各个类目之中均不忘致敬方苞、刘大櫆、姚鼐等桐城派代表人物；但《文略》明显也兼取多家之说，并蓄各派观点，如前文所论，其所列“格律”诸目释义全袭包世臣，而包氏持论多有与桐城异趣者。吴荫培也指出：“桐城虽云《史》、《汉》、昌黎，实则远宗欧、曾，近法震川。”（《文略》卷首下“评文下”注）对桐城派的自我标榜有所保留。许氏《古文义法钞》书名就高举桐城“义法”大纛，但他不满于“株守宗派，拟议铢寸”（《古文义法钞》自序）的桐城末流，希望能够取法近代大家，以溯源韩柳，通于为文之法。选录诸家以桐城一脉为主，并且认为袁枚论文“与桐城格律亦合”（《古文义法钞》“古文十三弊”条按语），试图统摄弥合桐城派之外的各家有益之论。

　　此外，《文略》和《古文义法钞》两书还都表现出西风东渐时局下强烈的文学危机感。《文略》开篇大段征引日本小林氏演讲文字，强调“以中国文学论，诚可谓举世无双”，提醒应警惕青年“醉心欧美”，希望能够“重整保存国粹之旗鼓”，改变“近日学者无不规仿欧西”的局面。《古文义法钞》汪宗沂序说“古文词虽中国旧学，而断为启新者所不能废”，鲍鹗跋也说“言语文字为一国之人精神命脉之所寄”，都是以悲壮而痛惜的口吻来强调古文词在剧变时期的重要性，认为许钟岳此书有助于“通夫世运之变”。在欧风美雨的侵袭之中，传统文化的守成者们，采用这种述而不作的本土化撰著方式，回应了时代的诡谲，似借以对抗大变局下中国文章学不绝若线的颓势命运。由此可见，辑录汇编确然蕴藏了独有的知识秩序和思想秩序，与时代学术发生了内在的呼应，并非无意义的重复和转录，而是一种表达主张的著述方式，也是本土化的理论生成路径。

　　综上所述，回到辑录汇编式文话的历史语境之中，或许我们就能真正理解这类文话的本土性格所具有的特别的理论意义。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6日 13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